原标题:No.504 王柯 | 万里长城的内外——成立期的中华帝国与夷狄

万里长城的内外

——成立期的中华帝国与夷狄

王柯

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秦王赢政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威,他定最高统治者的称号为“皇帝”,命为“制”,令为“诏”。在此之前,最高统治者的称号是“王”,甲骨文中“王”写作,仅仅是通过一把表示刑杀的斧头来象征最高权力。与“王”只强调权力不同,“皇帝”则是明显地神化了最高统治者。“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人之总,美大之称也”(1);“帝,谛也,王天下之号也”(2),是“得天道者”(3)。秦始皇还规定,“朕为始皇帝,之后为二世、三世,直至千万世”,显示出“皇帝”统治的唯一性及其超越时空的性质。

秦帝国在政治方面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将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秦始皇在中央朝廷设“三公九卿”,由其一人掌握最高权力。在地方行政方面,秦始皇吸取周王朝“天子弱诸侯强”的教训,废除“封建制度”,实行郡县制,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之后加上新征服的少数民族地区共计四十六郡),在各郡相对于中央的“三公”(丞相、太尉、御使)设立守(行政长官)、尉(军事长官)和监(监察司法长官),由其直接任命。并且在全国统一币制,统一度量衡,实行“车同轨”、“书同文”。

秦朝的大臣曾经这样赞颂秦始皇的功绩。“五帝时代,天子辖地不过千里。周边虽有侯服、夷服,但天子甚至无法使诸侯主动来敬仰自己。当今的陛下,平定了天下,置郡县于海内,并统一了法令”。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华帝国,从它形成之时,就不仅仅局限于“中国”,而将“中国”周边异民族的地域也纳入其视野之中。

一、秦帝国的“属邦”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相信了方士“灭秦者胡”的说法,开始了对周边民族的战争。以公元前215年派将军蒙恬从匈奴手中夺得黄河以南地区为开端,公元前214年,秦军向黄河以北地区进击,在与匈奴边境交界处设立九原郡;在南方夺得的异民族地域,设置了桂林郡、象郡、南海郡和闵中郡。其实,秦始皇并不相信自己的权力和权威能够无限超越空间和时间,他在统一了中国的第二年即开始在与匈奴的边界上修建万里长城,而秦在其所征服的异民族地域上设置的“郡”,实质上也与中国内地的“郡”具有不同的性质。

秦朝疆域图

二、汉帝国的外臣和内属

公元前206年,秦王朝垮台,刘邦作了新王朝的“皇帝”。从继承“皇帝”一事上就可以看出,汉王朝并没有将自己规定为一个“中国”的国家,而认定自己是纳“中国”周边地域在内的“天下”的正统继承者。但是,随着秦的覆灭,原本受秦之封,或者被秦纳入了势力范围内的南越、东越、西南夷以及朝鲜等国,都已经各自独立。依照这个既成事实,汉王朝在建国初期,与各国“约为外臣”,并封其统治者为王(12)。

对那些宗主权之下的“外臣国”,汉王朝基本上采取的是不干涉内政,不介入当地社会的方针。例如,汉军队在进攻大宛国时曾经拥立了一位国王,而大宛国国人于汉军撤退之后杀了这位国王,并拥立前国王之弟为新国王,并将新国王的儿子作为人质送往了汉朝廷。对此,汉王朝不仅未问他们弑君之罪,还承认了新国王(31)。不过也有例外之时。例如,“当汉道冲”的楼兰国,曾经向汉王朝和匈奴都送了“质子”。后来被送到匈奴的“质子”继承了王位,采取了亲匈奴的态度。为此,公元前77年,汉派刺客杀了该国王,改其国名为善善,并重立送往汉王朝的“质子”为王。这说明,汉王朝并不允许汉的“外臣国”同时向匈奴也称臣的现象(32)。

在朝贡关系之下,汉作为宗主国也承担着相应的责任。除了给朝贡国提供数倍于贡品的“下赐品”以外,还要保护“属国”不受外来的侵略。汉在西域实行的“领护制”,实际上就是具有这一性质的制度。

李广利攻打大宛以后,汉武帝在天山南部的轮台设置了“使者校尉”,在轮台和渠犁通过派数百名士兵--“田卒”进行“屯田”,以“领护”、即保护表明“臣服”于汉的“外臣国”的各绿洲国家,并向过往的汉王朝使节提供食品补给。汉宣帝时期,汉军大破匈奴,从而取得了汉王朝在西域的优势。公元前68年,应善善(楼兰)新国王派遣屯田部队的请求,郑吉作为“卫司马”被派往保护善善及其以西数国(33)。公元前59年,匈奴日逐王向汉王朝投降,随着匈奴在天山北部势力的衰退,汉朝廷又命郑吉兼护天山北道,因为天山南北两道都要保护,所以郑吉的官职就变成了“都护”(34)。

据《汉书》记载,先后共有十数人担任过西域都护,均为“持节”的都护,也就是说,他们都具有从皇帝那里得到的可以自主判断处理紧急情况的权力(35)。都护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各个“外臣国”不受外来的侵略,西汉末期,在都护的权力范围内“外臣国”可以多达五十个,都护从各“外臣国”征集军队,发动军事行动之事也时有发生(36)。

都护在西域的第二个任务是,监视与汉无臣属关系的“诸外国”的动静,并且可以“待机而发”。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宛以西,皆自以远,尚骄恣晏然,未可出以礼羁縻”(37)。因此,都护肩负着“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的任务(38)。

除西域外,汉王朝还在其他一些地域也设置了“持节领护”。这些设置了“持节领护”的地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处于对匈奴战争的重要战略位置之上(39)。很明显,汉的“校尉制”和“都护制”都是为了对抗匈奴这一军事目的而设置的。

相比南越、东越、西南夷以及朝鲜等曾受封于秦、或被划入秦的势力范围之内的国家由“外臣”变成“内属”来看,汉王朝对于西域却是一直坚持了“外属”的原则,并未考虑一定要变其为汉王朝的直辖领地。这是因为,汉王朝关于西域的政策,不过是汉王朝对匈奴政策的延长。可以看出,虽然汉王朝以“天下”正统王朝自居,但是它并无意将所有的异民族地区都统统置于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

张骞出使西域

三、从“兄弟之国”到“臣国”

本世纪四十年代,西安出土了一枚刻有“凶奴相邦”铭文的玉印。学术界认为,这枚印可能是汉王朝送给匈奴民族所建属国官僚的(40)。“凶”本应是“匈”,之所以用“凶奴”,说明匈奴对中国来说正是一个“凶恶的家伙”。

万里长城也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分界线。汉文帝时期向匈奴投降的中行说,在分析到匈奴能够强于汉王朝的理由时说:“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之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他力劝单于,为了维持强大的匈奴,有必要将对汉的依赖程度限制在最低水平(42)。但是,对于无力抵御自然灾害的游牧民族来说,以各种手段从农耕民族那里取得食品,是件必行之事(43)。因此,在秦与匈奴之间,就不断地重复着万里长城内外的攻防战。

秦末汉初,匈奴的冒顿单于破东胡,败月氏,统一了沙漠以北地区,建立了一大帝国之后便开始南下,与汉王朝争雄。公元前201年,匈奴渡过黄河,于当年秋天攻占太原后,又夺得晋阳。面对匈奴的进犯,次年,落成长乐宫,“行朝见之礼,无敢失礼者”,于是“方知皇帝之尊”的汉高祖刘邦,率领大军北上决心与匈奴一决雌雄。不料反被匈奴包围在平城,“七日不食,不能弓弩”(44)。最后不得不用重金收买单于之妻閼氏(閼氏为称号),令其向单于进言:“两主不相困”,刘邦因此才得以逃脱。之后,刘邦接受了刘敬的建议:“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閼氏,岁奉匈奴絮、绘、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开始采取上述对匈奴政策(45)。

这种不平等的“二主之约,昆弟和亲”的关系,一直持续到汉景帝时期(公元前156年-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76年,冒顿以“天立匈奴大单于”的名义修书照会汉文帝:“各引弓之国并为一家”,将月氏、楼兰、乌孙等西域二十六国收归自己统治。公元前162年,汉文帝修书照会匈奴单于:“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朕与单于为之父母”,要求匈奴停止向长城以南的进犯(46)。

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汉武帝率十八万大军巡视北部边境地区时,以“天子”的名义向匈奴发出挑战书:“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下。今单于即能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即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汉。何但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又以“齐襄公复九世之仇”的“春秋大义”为根据,发誓向匈奴复仇(58)。匈奴的单于内心惧怕,向汉王朝传话说:“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也”(59),承认“兄弟之国”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表示匈奴不再要求与汉王朝平起平坐。

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汉王朝与匈奴的关系又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归降。置五属国以处之”(60)。关于五属国的国名,有各种说法,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其地理位置都在长城以内,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甘肃省境内。

颜师古在说到“属国”的性质时指出:“凡言属国,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61)。关于“属国”的详细内容,日本学者手塚隆义分析道:“都由典属国(中央政府中的部门)管辖,而由属国都尉直接监督指挥。投降的胡人生活于属国内,基本上是将投降部族原封不动地编入属国,但如果人数过多,则会被分割为几个属国。胡人的重要人物被册封为侯,靠食邑生活于长安,而其麾下的小王则与部下一起,从属于被汉王朝配署到各边境地区的属国都尉。至于属国内部,其本国原有的政治组织并未遭到破坏,王及其属下的千长依然存在。也就是说,匈奴的封建制度,在它的存在社会从庞大规模被解体为小规模的情况下依旧存在”。附带说明一下,日本的秦汉史研究重镇镰田重雄也支持这一观点(62)。

关于汉武帝建立属国的目的,手塚隆义和镰田重雄都认为:“由于投降的胡人大量泛滥于汉王朝国内。……即使是坚决执行优待投降者这一怀柔政策的汉武帝,也无法能够让这种状态继续下去。于是让胡人生活于黄河以南,保持自己的习俗,自给自足,同时担任防止匈奴侵犯的任务。汉武帝这样作的目的在于,既能节省用于投降胡人的开支,又能做到以夷制夷。设置五属国可谓一举两得之举”(63)。但是,即使是有节省费用的目的,也只不过是汉王朝属国制度的一个很小的侧面。武帝曾于公元前138年许可东甌国的民众,前110年许可东越的民众移居中国内地,如果按照属国制度有一举两得之说,在这里设置属国才符合逻辑,但事实上却并没有设置。

镰田重雄在其著作中说:“不用说,前汉的属国设置是以对匈奴为主的”(64)。值得注意的是,汉对南方和东方的农耕民族所作的是,导入郡县制,剥夺其作为独立国的地位,使其成为“内属”;对西域的绿洲国则仅仅是要求宗主权,使其成为“外臣国”;为什么只有对匈奴才设置“属国”呢?其实,汉的对匈奴政策一直都同时具有怀柔和牵制两种性质,属国的设置也正是一种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手段。

《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属国“稍有分县,治民比郡”(65)。由此可以得知,“属国”不拥有主权,在行政上与郡处于同等水平。在万里长城之内设置并不改变传统社会构造和社会制度的异民族之“国”,已可以看出属国制度具有的怀柔性质;但是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复增属国,置都尉、丞、侯千人”。也就是说,与在“中国”的郡中设有“相”、“尉”、“监”相比,汉王朝向属国中则只派遣军事长官“都尉”。设置于边境上异民族地区的属国都尉的工作,就是监视异民族,属国事实上是一种被置于军事管制之下的特别行政区。

从公元前53年开始,呼韩邪单于及其后任的四位单于,先后共向汉王朝送来九名“侍子”。“称臣”、“入朝”、“质子”制度的成立,意味着由呼韩邪单于系统的匈奴组成的“属国”,实质上是与西域各国一样的汉王朝的“外臣之国”。汉取得了对匈奴的宗主权,汉王朝的皇帝与匈奴单于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兄弟”,而是变成了“君臣”(67)。通过二百年来对匈奴的政策,汉王朝最终把在“天下秩序”中只能有一个中心,而不能有与自己对等的存在的愿望变成了现实(68)。

司马迁曾经如此评价匈奴:“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仪”(69),有人说司马迁说这句话的目的,是“将匈奴的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来有意识地进行评价”,这完全无视和武断曲解了司马迁对匈奴的鄙视(70)。有人极力想说明中国和匈奴自古就友好相处,事实上这种做法却起到了否定“中国”因文化的力量而具有不断壮大发展的功能和趋势的作用。

汉长城遗址

四、儒教与夷狄

从孔孟时代起,儒学就已经具有丰富的政治内容和社会内容。尽管经过了秦代的“焚书坑儒”,但是在进入汉代以后,儒学出于其原有的“治世之学”的特性,再次开始接近政治。叔孙通帮助汉高祖建立了“朝仪”制度,是最早为汉王朝作出贡献的儒学家。但是汉朝初期的统治者,七十年以来基本上采取的是“休养生息”的政策,喜好主张“恭俭无为”的“黄老之学”(以《黄帝内经》和《老子》为经典的道教的学问)。汉武帝即位以后,因为感到黄老之学与自己的志向不符而再次接近儒学,要求全国各地为他推荐儒学家,并亲自向他们询问古今治国之道。

“天人合一论”还把政治权力发生的根本原因也解释为“天”。“明此通天地阴阳四时日月星辰山川人伦德牟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73)。如果下一个结论的话,“天人合一论”所主张的就是,“天子受命于天,而天下受命于天子”(74)。

“天人感应论”的主要意思是,“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于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而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75),王朝的更替也是来自于天命这一主张,使汉王朝取代秦王朝一事正当化了。

受《春秋》影响极大的董仲舒在他的“天人三策”中说:“春秋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其“大一统”的思想,就是通过思想的统一,以达政治的统一;通过军事的统一,以达版图的统一;通过文化的统一,以达天下的统一(76)。君主专制体制的最重要的特征,也正在于这种以皇帝为中心的“一统”(77)。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提议,开设了太学,并设置了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博士”,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从秦的“坑儒”到汉的“尊儒”,儒学先是政治化、进而经学化,最终神学化,被蒙上了一件近似宗教的外衣,因而有人称其为“儒教”。

汉武帝通过尊儒实现集权的目的,除了为排除郡国势力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要消除来自于匈奴的威胁。那么董仲舒的夷狄思想究竟是怎样的呢?

其一,主张应将夏与夷区别开来,以夏易夷。“春秋之常辞,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78)。这一区别虽然是一种歧视,但是它的标准却是“礼”这一文化的标准。同时董仲舒又说,“路子欲合中国之礼仪,离乎夷狄,未合乎中国,所以亡也”(79),就是说他认为伴随着文化的变化,即接受了礼,夷狄也可以变成中国。

其二,以夏变夷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以“德”来教化。董仲舒认为,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不任德而任力”,是《春秋》之大忌。他说:“诗曰,有觉德行,四国顺之。……王者有明著之德行于世,则四方莫不响应风化,善于彼矣”(80)。

但是儒学的“正其谊而不谋其利”的思想,并不符合汉武帝的战争思想,也不适合当时的实情。儒学家狄山曾坚决主张,没有必要让军队在边境驻防,应当以仁义来感化匈奴,于是被被汉武帝派往匈奴,结果不到一个月就被匈奴杀害了。董仲舒的“夷狄思想”,事实上也未被汉武帝所接受。

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同儒学家一样支持中央集权制。甚至有学者指出,董仲舒与秦代最大的法家人物李斯在主张“大一统”时所使用的语言都是一样的(82)。但在如何实现“大一统”的问题上,两者则有根本不同。围绕这一不同,双方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展开了最大的直接的对战。

汉代曾有一个制度,即围绕重大决策的思想对立较为激烈时,朝廷就召集官僚和儒学家举行专门会议,让与会者讨论有争议的政策。盐铁会议始于质询盐、铁、酒类的专卖制度及官营贸易的是非,贤良和文学(通过官僚考试的儒学家)们以“民人藏于家,诸公藏于国,天子藏于海内。天子以四海为柜”(83)为理由,主张废止“与民争利”的专卖制度。针对儒学家的主张,御使大夫桑弘羊指出,汉武帝为拯救饱受匈奴侵略之苦的边民而修筑长城,专卖制度是为解决边境防卫的费用而设的,如果废止专卖制度,就会断了维持边境防卫的财源(84)。

很明显,桑弘羊以对匈奴的战争为理由使专卖制度正当化了。因此,双方围绕对匈奴战争的是非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桑弘羊在赞扬汉武帝的功绩说:“因势变以主四夷,地郷山海以属长城,北略河外,开路匈奴之乡”(85)。“圣王怀四方独苦,兴师推却胡越,远寇国安灾”(86),以边境防卫使边民免受其害为理由,主张汉军对匈奴战争及进攻匈奴的正当性。

但是儒学家却强烈反对动用战争手段。“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罢关梁,除障塞,以仁义导之,则北垂无寇虏之忧,中国无干戈之事矣”(87)。“文王底德而怀四夷,……以义取之,以德守之。秦以力取之,以法守之,本末不得,故亡。夫文犹可长用,而武难久行也”(88)。对万里长城的作用,儒学家始终持怀疑的态度。“(防卫)在德不在固。诚以行义为阻,道德为塞,贤人为兵,圣人为守,塞莫能入”,“阻险不如阻义”(89)。“以道德为城,以仁义为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90)。儒学家认为,以德来教化夷狄,使其心服才是最好的办法。

由此可以看出,双方在对匈奴及周边异民族的认识上的根本不同。强调战争的法家人物视匈奴是“无信”、“无义”、“无礼”、“无德”(91)、“百约百叛”的“贪狼”(92);而主张以德教化的儒学家们却说:“《诗》云,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未闻善往而有恶来者。……四海之内皆兄弟也”(93)。“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内向”(94)。他们主张,夷狄也是能够理解“德”的。孔子也曾说过:“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95)。很明显,在盐铁会议上表现出来的儒学家的夷狄思想,与孔子和董仲舒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从《盐铁论》中可知,儒学家们还认为对匈奴的战争是“弊诸夏以役夷狄”,“竭中国以役四夷”(96),就是为在“中国”内部实行“仁政”,也不应该进行对匈奴的战争。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儒学家所寻求的“废力尊德”、“四夷顺德”和“四夷慕义内附”(97)的最终目的,决不仅仅是中国的和平本身。“春秋王者无敌,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宾服,莫敢受交也。德行延及方外,舟车所臻,足迹所至,莫不被泽。蛮貊异国,重译自至。方此之时,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内相信,上下辑睦”,儒学家们所寻求的实际上是以“仁”和“德”为纽带的天下秩序。

这一天下秩序,当然是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但是周边地区对中国的服从关系也并不完全一致。“诚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则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执禽而朝之”(98)。按照儒学家们绘制的蓝图,理想的天下应该是多重的天下,即汉王朝可以直接统治中国周边的地区,而对于更远的地域,则应该与之建立一种“朝贡关系”。

班固在其《汉书》匈奴传·赞中,对董仲舒的夷狄思想做出了严厉的批评,“仲舒亲见四世,犹复欲守旧文,颇增其约,以为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察仲舒之论,考诸行事,乃知其未合于当时,而有缺于后世也”。因为与法家的现实主义相比,儒学的夷狄思想只不过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而已。但是毫无疑问,儒家主张“以德教化”,将以仁和德对待夷狄、教化夷狄视为在中国内部实行仁政的延长线的思想,给当时以及后世的社会留下了巨大的影响。据说,汉武帝也在其晚年对其连年征战进行了自我反省:“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99)。

结论

中华帝国从其建立之时起,一直受到了与周边民族特别是与匈奴关系的困扰。因此,帝国中敌视、仇视、蔑视、无视夷狄的思想及其内容也越来越深化。公元前192年,大臣季布在安慰被匈奴冒顿单于的侮辱激怒了的高祖吕后时,如此说道:“夷狄譬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100)。公元前3年,著名的儒学家杨雄针对“匈奴单于每次来朝必有不祥之事发生”的论点,从精神的层面上分析了匈奴人的行动模式,指出“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隶以恶,其强难咄,其和难得”(101)。

但是就在歧视意识不断深化的同时,夷狄也是组成中华帝国天下秩序的一部分的意识也越来越明确。汉文帝时期最著名的儒学家贾谊说过:“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102)。一方面明确了华夏与蛮夷的上下关系,另一方面又提倡了“夏夷一体论”。实际上,中华帝国从其建立之初起,就已采用多民族国家的模式。“四夷宾服”才是中华帝国的理想模式,这一思想不仅是儒学家,而且在政权的统治者中也已经取得了共识。

顺便言及,秦和汉的边境方针给周边的非汉民族留下了巨大的影响。共同拥有中华文化并生活于“中国”的人们,在汉武帝时代之前被称为“秦人”,而在此之后,又开始被称为“汉人”了(104)。

注释

(1)汉班固《白虎通义》二卷,号篇)

(2)《说文解字》

(3)《吕氏春秋》行论篇

(4)《史记》张仪列传

(5)于豪亮〈秦王朝关于少数民族的法律及其作用〉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第319页

(6)工藤元男〈睡地虎秦墓竹简の属邦律をめぐって〉,《东洋史研究》43卷1号,第81页

(7)《史记》秦本纪

(8)陈力〈试论秦邦之“属邦”与“臣邦”〉,《民族研究》1997年第四期

(9)王柯〈文明论の华夷观――中国における民族思想の起源〉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纪要《国际文化学研究》,第七号,1997年3月;王柯〈三重の天下――中国多民族国家思想の起源〉,神户大学《近代》发行会《近代》第八十二号,1997年12月

(10)关于秦王朝的民族系统,参照王玉哲的〈秦人的族源及迁徙路线〉,《历史研究》1991年第三期;左藤长的〈秦王朝の系统について〉,《鹰陵史学》第14号,佛教大学,1988年。

(11)同前工藤元男论文,第76页

(12)《史记》南越尉佗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

(13)《史记》西南夷列传

(14)《史记》南越尉佗列传

(15)《史记》东越列传

(16)《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17)《史记》东越列传,《史记》南越尉佗列传

(18)《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19)《史记》南越尉佗列传

(20)《史记》朝鲜列传,《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21)《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22)《汉书》西域传

(23)《史记》大宛列传

(24)《汉书》西域传

(25)《史记》大宛列传

(26)同上

(27)《汉书》西域传

(28)《史记》大宛列传

(29)《汉书》西域传

(30)《史记》大宛列传

(31)同上,及陈直〈汉晋少数民族所用印文通考〉《秦汉史论丛》第一辑,1981年第338页

(32)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南北道绿洲诸国的两属现象――兼说贵霜史的一个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二期

(33)《汉书》西域传

(34)《汉书》西域传,郑吉传

(35)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5年,第283-303页

(36)《史记》大宛列传

(37)同上

(38)《汉书》西域传

(39)《后汉书》西羌传

(40)陈直前述论文,第338页

(41)《史记》匈奴列传

(42)《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

(43)李凤山〈长城带经济文化交流述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四期,第35页

(44)《汉书》匈奴传

(45)《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

(46)《史记》匈奴列传

(47)林干〈略论汉武帝对匈奴用兵的正义性质和进步作用〉,林干编《匈奴史论文集(1919-1979)》,中华书局,1983年,第324页

(48)方壮猷〈匈奴语言考〉,林干编《匈奴史论文集(1919-1979)》,中华书局,1983年,第534-536页

(49)《汉书》晁错传

(50)《汉书》匈奴传

(51)《史记》匈奴传

(52)《汉书》匈奴传

(53)《史记》匈奴列传

(54)《汉书》匈奴传

(55)《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

(56)艾冲《中国的万里长城》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43-48页

(57)《史记》匈奴列传

(58)同上

(59)《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

(60)《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

(61)《汉书》注

(62)手塚隆义〈前汉の投降胡骑に就いて〉《蒙古》八十四号;镰田重雄《秦汉政治制度の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1962年,第329页

(63)同上

(64)同前镰田重雄论文,第332页

(65)“稍有分县,治民比郡”。

(66)《汉书》匈奴传

(67)林干《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7页

(68)有的学者认为,南匈奴时期匈奴第一次失去主权的理由在于,汉与匈奴的关系从南匈奴时期开始发生了变化(内田吟风《匈奴史研究》,创元社,1953年,第19-21页)。但把主权当作当时国际关系的唯一标准是不合适的,宗主权也意味着一种“臣属”关系。

(69)《史记》匈奴传

(70)森雄男〈司马迁の匈奴观〉,《研究集录》(冈山大学)七十三,1986年,69页

(71)《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72)《春秋繁露》基义

(73)《春秋繁露》三代变制质文

(74)《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75)《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76)李宗桂〈论董仲舒的思想方法〉,《秦汉文化和华夏传统》,学林出版社,1993年,101页

(77)刘泽华〈论汉代独尊儒术与思想多元的变态发展〉,《秦汉文化和华夏传统》,学林出版社,1993年,278页

(78)《春秋繁露》竹林

(79)《春秋繁露》王道

(80)《春秋繁露》郊语

(81)张国华〈试论道家文化在汉代的兴衰嬗变〉,《秦汉文化和华夏传统》,学林出版社,1993年,第323-324页

(82)同前刘泽华论文,278页

(83)《盐铁论》禁耕

(84)《盐铁论》本仪

(85)《盐铁论》复古

(86)《盐铁论》地广

(87)《盐铁论》世务

(88)《盐铁论》徭役

(89)《盐铁论》险固

(90)《盐铁论》论勇

(91)《盐铁论》世务、论功

(92)《盐铁论》和亲、《盐铁论》世务

(93)《盐铁论》和亲

(94)《盐铁论》忧边

(95)《论语》魏灵公篇

(96)《盐铁论》结和

(97)《盐铁论》崇礼

(98)《盐铁论》世务

(99)《资治通鉴》二二卷

(100)《汉书》匈奴传

(101)《汉书》匈奴传

(102)《汉书》贾谊传

(103)《汉书》张骞传

(104)《汉书》西域传;《汉书》匈奴传。这里的汉人,包含着汉王朝(汉这一国家)的人的意思。“汉人”作为一个民族集团的名字,也起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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