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东南”革命与“西北”建设:黄兴“振兴中华”的历史道路

19世纪70年代以降中国陆海边疆危机日渐深重,国家生死存亡的历史命运迫出了社会的革命思潮。黄兴(1874—1916),字克强,是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者和民族民主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一生与孙中山知交,时人以“孙黄”并称。黄兴为“振兴中华”而奋起,成长为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章太炎在祭奠黄兴的挽联中评价说:“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1]他一生劳累奔波于革命实践的前线,与孙中山号称“开国二杰”,成为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黄兴最初策划武装起义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受孙中山影响转移到边远地区。[2]学术界研究黄兴的革命功绩成为热点,并涉及黄兴历史世界的方方面面。[3]然而,黄兴在革命建国的历史潮流中如何界定国家的边疆主权和领土范围,在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规划中如何对待非汉族群聚居的边疆社会,仍是富有意义的历史命题。在晚清革命党人的革命方略中,边疆因素与革命运动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黄兴身为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重要领袖,其制定并实施的革命方略与国家建设规划与边疆有何关联,边疆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具有何种历史地位?学术界指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方略为边疆革命,[4]而黄兴追随孙中山的边疆革命方略并具有自己的实践特色。[5]黄兴虽然拥戴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地位,贯彻执行孙中山的东南沿海边疆革命方略,但黄兴的革命方略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与时调整。本文探讨黄兴在国家疆域空间结构中洞观全局的边疆革命和国家建设规划,呈现其从边疆深入堂奥的革命方略和包容非汉族群聚居边疆的国家建设方略。

一、雄据湖南的革命道路

黄兴出生于湖南善化县,自幼接受良好的中国经史子集传统教育,后又进入湖北武昌两湖书院学习,从旧学进入新学的境域。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十四日(1900年5月12日),黄兴被张之洞短期派往日本留学军事。[6]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1900年6月19日),黄兴在日本写信给两湖书院监督黄绍箕,极为关注国内八国联军侵华的局势,“回首西瞻,欲东南半壁之持,其惟张师帅与刘岘帅二人乎”![7]把长江流域的防卫寄希望于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黄兴在日本勤学军事,向黄绍箕表明自己“常存此亡国亡种之心,则气自愤,天下之事皆可任也”。[8]庚子国变的存亡危机引起黄兴救亡图存的爱国意志,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被杀则激发了黄兴对清政府专制恶毒之痛恨。

1902年6月,黄兴再次被派往日本留学,进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黄兴新学日进,在日本留学生群体中立宪与革命的思想氛围中逐渐倾向革命。1903年的俄国妄图侵占东北边疆的边疆危机激发了黄兴革命救亡的决心,慨然认为“中国大局,破坏已达极点。今而后惟有实行革命,始可救危亡于万一耳”。[9]黄兴于1903年回国后在长沙明德学堂任教,担任地理和博物课程的教学,对地图非常注重,并使用地球仪授课。学生人手一册地图,并请黄兴题词,其中的一些题词如“若人如马亦如班,笑履壶头出玉关”,“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汉家烟尘在东北”,“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今也日蹙国百里,呜呼哀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10]黄兴自己解说题词中的马是指马伏波(马援),班是指班定远(班超),壶头山就在沅陵和桃源相连的地方,马援曾在壶头山驻过兵,玉关就是玉门关,班超扬威西域,就在玉门关外。[11]中国古史中的边疆知识反映了黄兴国家疆域空间观的边疆视野。1903年底至1904年初,黄兴在湖南长沙创建华兴会,初步形成自己的革命方略。黄兴在华兴会成立会议上就发动起义的地点指出:

则是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然使湘省首义,他省无起而应之者,则是以一隅敌天下,仍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12]

黄兴树起反满革命的的旗帜,确立了汉族族裔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立场,在成立华兴会后即采取革命行动,策划在长沙武装起义,派宋教仁等赴湖北活动响应。另外,又派人前往江西、四川各省策应。长沙武装起义因事机不密而失败,黄兴逃亡日本。

黄兴在湖南长沙筹划起义除了乡土因素外,自有其空间观念的基础。湖南人刘道一1903年在长沙加入华兴会,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1906年回国发动军队和会党力量起义。1906年萍浏醴起义爆发后,刘道一在长沙被捕,12月31日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1907年黄兴在东京哀悼写就挽诗有言“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澹中原侠骨香”。[13]黄兴把湖南地带视为“中原”,可见清末国家疆域中传统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在黄兴的空间观中南扩至湖南。即便中华民国的北京政府成立以后,黄兴1912年6月30日在中国同盟会上海支部夏季常会上代表孙中山演讲,仍然认为“今日政治中心虽在北京,而实在长江流域”。[14]可见,黄兴等革命党人洞察到长江流域已经是新的“中原”政治中心。黄兴在日本受到孙中山边疆革命方略的影响,加之萍浏醴起义失败的刺激,黄兴的革命方略从“中原”转向边疆。黄兴、宋教仁1907年在日本东京同盟会总部策划在东北举行边疆革命。宋教仁先期进入东北活动马贼,林伯渠被派往东北配合宋教仁进行边疆革命,[15]而黄兴则赴香港策动东南沿海边疆的再次起义。

二、东南沿海边疆革命的实践

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团体成员为骨干成立了中国同盟会,黄兴被推举为负责执行部的庶务。同盟会的政纲为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黄兴与孙中山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立场上取得高度共识。1906年秋冬间,黄兴与孙中山、章太炎等人一起制定了指导全国革命起义的纲领《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确立了革命起义地点集中在广东、广西、云南三省边疆地带的东南沿海边疆革命方略。随后,黄兴具体负责指挥了1907年9月的广西防城、钦州起义,1907年12月的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的广西钦州、廉州、上思起义,1908年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但都归于失败。黄兴1909年4月至5月间有两首诗作,其中一首赠予福建同盟会福建分会会长方声洞“飞扬遥想汉将军,下马还书露布文。风卷黄沙歌出塞,燕然山畔纪功勋”。[16]另外一首为“破碎神州几劫灰,群雄角逐不胜哀。何当一假云中守,拟绝天骄牧马来”。[17]黄兴依然从中国传统疆域结构中的边塞典故中吸取精神力量,力图推翻满清创建中华民国。

1910年初同盟会南方支部筹划广州新军起义,黄兴前往香港主持。2月12日广州新军起义发动,随后失败。4月28日黄兴致宫崎寅藏的书信中表示:“弟拟于北京及南京两处图之,较之广东之偏于一隅,则更有进也。”[18]黄兴反思东南沿海边疆革命的失败,促使他图谋以清王朝首都为起义地点的“中央”革命。但在孙中山的坚持下,黄兴继续实施东南沿海的边疆革命方略。1910年3月,孙中山在民国洛杉矶与荷马李等商议大规模反清起义方略。因借款事需要确认孙中山为革命党公认之领袖,黄兴与赵声研究后回复孙中山陈述了自己的起义方略。黄兴认为“广东起义必可由省城下手,且必能由军队下手”,其他省份在于“扰乱满洲”,[19]着重联络长江一带的军队和会党,总机关需要吸收各省同志,以备调和省界。广州新军起义再次失败,黄兴等人继续策划在云南、广州一带发动起义。1911年1月11日,黄兴为筹集资金请求暹罗同盟会把储存的款项拨归香港统筹使用。其中,黄兴对当时中国的边疆危机形势一目了然:

日并高丽,而与强俄协约,满洲、蒙古势已不保。英窥其隙,今已进兵卫藏,置防缅边,西鄙之亡,又可日计。德之于山东,法之于云南,铁路所过,蹂躏无完土。[20]

清王朝形势完整的陆海边疆已经被帝国主义列强破坏殆尽,黄兴所看到的边疆残局已经逼近国家灭亡的边缘。黄兴痛斥满清政府的醉生梦死和昏不知觉,发动推翻清廷的革命日益迫切。1911年2月,黄兴写给武汉中部同盟会居正的信中,具体说明了革命党起事的边疆战略规划:

吾党举事,须先取得海岸交通线,以供输入武器之便。现钦、廉虽失败,而广州大有可为,不久发动,望兄在武汉主持,结合新军,速起响应。[21]

黄兴追随孙中山的两广为中心的东南沿海边疆革命方略,希望身在武汉的革命党人予以响应。黄兴经过多年的边疆革命实践,越来越强调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与两广为中心的东南沿海革命的联动。

黄兴所筹划的东南沿海边疆革命背靠南洋和美国华侨捐款,同时也顾及长江流域的革命规划。黄兴在筹备广州黄花岗起义时,谋划在长江中下游流域以武汉和上海为中心设立机关,上海由郑赞臣主持,联络安徽、江苏和浙江三省,武汉由居正主持,联络湖南、湖北两省,并派谭人凤携款北上到武汉和长沙设立机关。[22]1911年3月6日,黄兴与赵声、胡汉民写给加拿大域多利(维多利亚)华侨洪门团体埠致公堂的信中进一步明确:“规划以两粤为主,而江、浙、湘、鄂亦均为布置。”[23]1911年4月27日的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在致加拿大同志书中通报了革命党人起义的全盘战略:“当时以广东为主动,而云南、广西、湖北、湖南、江南、安徽、四川、福建、直隶数省为响应,各处皆有党人在新军中预备反正,拟广东一得手,则以次续起。”[24]革命方略以广东为重心的理由在于“因广东财政充足,交通利便,各种形势为天下最,抑且极宜于建立军政府之地也”。[25]黄兴执行的依然是以东南沿海边疆革命为中心的战略,长江中游的中原及华北都是响应东南沿海的边疆革命。其中,唯一的北方省份直隶能够响应支援的因素在于“直隶第六镇有吴六徵(吴禄贞)为镇统,密召其心腹同志于各省,使到其军为臂助”。[26]黄兴与吴禄贞在长沙一别再无谋面,仍然把长期在清廷任职的吴禄贞当做潜伏的革命力量。

广州黄花岗起义的失败对黄兴打击沉重,几乎心灰意懒,动摇了继续在东南沿海发动武装起义的意志。宋教仁则提出了新的革命方略“在边地进行为下策;在长江流域进行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进行为上策”,[27]在长江流域进行革命的中策得到11省区同盟会分会负责人的赞同,随后与谭人凤、陈其美等人于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长江流域的革命形势渐趋成熟。黄兴在1911年10月3日的“复同盟会中部总会书”中表示赞成,并在1911年10月5日的“致冯自由书”中解释东南沿海边疆革命的理由:

前吾人之纯然注重于两粤而不注意于此者,以长江一带,吾人不易飞入,后来输运亦不便,且无确有可靠之军队,故不欲令为主动耳。今既有如此之实力,则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28]

黄兴在得知武汉革命党人的实力后,立即务实地转向以武昌为中心群起响应的革命方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造成辛亥革命的洪流。黄兴先事筹款响应,10月16日在写给巴达维亚(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华侨书报社同人的信中指出“南方沿海各省不急起,不足以固后路。敢飞书求助,力汇巨款,协谋两粤”,[29]10月17日在写给美洲筹饷局的信中催促筹款:“惟两粤、滇、闽各省,非待外款接济,不能自立发动。”[30]随着形势的发展,革命的方略一变而为长江中游的湖北为中心,南方沿海起而响应的格局。

三、西北边疆建设的规划

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随之全国二十四省中有十四省相互联动脱离中央政府自立,清王朝的政权限于瓦解状态。清廷于1911年10月27日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统率北洋军向武汉进攻,至11月11日组成的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内阁。黄兴于1911年10月28日抵达武昌,被推举为民军总司令官,率军与清军作战。武昌民军多次失利,汉口和汉阳先后被袁世凯北洋军攻占。1911年11月27日黄兴在湖北军政各界代表会议上提议“弃武昌而援南京”,[31]遭到拒绝,随即离开武昌前往上海。1911年12月2日南京光复,成为东南大局初定的标志。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回国到达上海,12月29日被各省代表选举为临时政府大总统。1912年初黄兴任中华民国陆军部总长,对时局的判断为“东南一带,大势既定”。[32]自1911年12月18日始,南方军政府代表伍廷芳和北方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在上海谈判议和,但民军与清廷军队的战争仍不断发生,尤其西北民军被陕西巡抚升允违约进攻,黄兴与孙中山通电伍廷芳并转达民军首脑和各省都督、军政分府严正声明:“若东南言联合,西北主抵抗,则民军自当一致运动,宁可玉碎,决不能坐受人绐,致贻中外之笑也。”[33]最终,袁世凯以优待条件逼迫清帝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逊位,诏书中着重强调保全边疆民族聚居的国家领土“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34]至此南北达成和议。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15日各省代表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黄兴为了约束袁世凯,附加条件要求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临时政府设于南京还是设于北京随即演变为定都之争,革命党人意见也不一致,江苏都督庄蕴宽与章太炎公开表示建都北京,袁世凯集团及立宪党人更是力主定都北京。黄兴立即作出反应,但对定都北京的边疆依据并没有给予实质性的回答,仅说“此节无容多虑,……此层为国都与临时政府地点上之误会”,[35]由此可见,黄兴对定都北京的边疆因素开始有所考虑。黄兴反驳章太炎定都北京的论证,“其最为人所信持者,北京非首都不足以控制藩属,且恐北方地为蒙古。夫控制藩属,自有政策,必首都与藩属附近,始能收控制之效?英伦偏于一隅,而殖民地遍各洲,以此说衡之,英属应分裂久矣。而到今益繁殖,知控制之道自有在也。”[36]黄兴的边疆观依然是传统清王朝的藩属概念,并且与当时资本主义殖民帝国英国的殖民地统治相提并论,亦表明其狭隘的汉族族裔民族主义遮蔽了对国家疆域结构的清醒认知。

1912年3月,黄兴在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和山东巡抚张广建通电联络,力促对方赞同共和并停止与革命党军队的战斗。电文首句都使用了格式话语“东南人心,莫不感佩”,[37]反应了黄兴国家疆域结构中的“东南”本位。1912年3月15日黄兴通电各省都督,布告军人“为国干城,庶几东西南北各省,满蒙回藏各族,民业从此无惊,国基从此永固”,[38]黄兴自北方宣布赞成共和、南北一家之后更多开始从整体国家疆域思考国家政权的建设。

1912年3月18日黄兴领衔发起“拓殖协会”并任会长,指出“吾国西北土旷人稀,而东南人满为患,农无田而可耕,兵无法而退伍,民生坐困,而工商业亦因以不振”,[39]以边疆为重心通过“拓地垦荒、殖产兴业”实践“民生主义”。“拓殖协会”的创办宣言以追求国家富强为鹄的,认为“吾抚有满、蒙、回、藏数万里之地,……徒以哈玛尔岭、塔里木河及大戈壁等处为沙漠之区,不可以耕种,遂尽置天地所生、生川所藏国家之利源而不顾,视边宇同瓯脱,一任荒废不治,致令他族生心,日则窥伺乎满洲,俄则垂涎于蒙疆,英则觊觎乎藏地,觑瑕蹈隙,蠢蠢欲动”,[40]认识到边疆的空虚成为危机的一大根源,西北边疆的满洲、蒙古、新疆、西藏亟需治理,提出“利西北即所以利东南”的深邃政略,最终达到巩固边疆、利民富邦的境地。

“拓殖协会”开始力争政府拨款,指明为了避免“我国领有东西北满蒙回藏数万里扼要之地,慢藏诲盗,以资外人”,要求纳入参议院每年预算案,“以便筹办拓殖公司及一切附属事宜,借杜外人觊觎,而植国家富强之基业”。[41]孙中山在3月29日的批文中赞同“拓殖协会”组织是谋国要图,当前“吾国民族生聚于东南,而凋零于西北,致生聚之地人口有过剩之虞,凋零之区物产无丰阜之望,过与不及,两失其宜,甚非所以致富图强之道”,[42]认为疆域内部“东南”与“西北”生聚不平衡是国家贫弱的重要因素。

“拓殖协会”于4月创办了“拓殖学校”,学校分设蒙文和藏文两科,学额各100名。专业课程设置有蒙文、蒙语、蒙历史、地理;藏文、藏语、藏历史、地理,公共课程有政治、经济各学及国文、算学、兵操、马术等。民国初年,英国指使逃往印度的13世达赖返回西藏,主张西藏自立,阴谋使西藏脱离中国。沙俄则派兵进入库伦,支持外蒙古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在库伦宣布自立,建立“大蒙古国”政府。日本支持满洲贵族宗社党人,阴谋策动喀喇沁蒙王、巴林蒙王和肃亲王共同举事,在东北南部和内蒙古东部策划“满蒙自立”。显然,“拓殖学校”着重培养蒙藏人才,是对民国初年蒙藏边疆分离危机的回应。

“拓殖学校”在其招生广告中指出:“外察世界趋势,内度中国潜力,以为巩固疆圉,非联络蒙藏不可;联络蒙藏,非沟通文言不可。”[43]“拓殖学校”经由语文途径通过汉族和蒙藏民族的交流联系,加强民族团结作为民国对于蒙藏边疆的政略。黄兴希望通过解决中国民生日蹙的问题,实现“疏东南之生齿,固西北之边防,杜绝列强抵隙蹈瑕之机”,[44]既解决边疆危机又达成国家富强。“拓殖学校”的招生简章明确表明其宗旨“以联络蒙古、藏卫,巩固西北边防,开拓未辟之利源,移东南之人民,养成边地人才,增进国利民富”,[45]黄兴及时人的西北观念涵盖了广阔的蒙藏地带。

“拓殖协会”后来改名为“垦殖协会”,最终通过招股和集资的办法依靠社会力量开办了贵州宝兴隆公司、山东垦殖公司、伊通垦殖银矿公司、吉林垦殖急进社、吉林宜昌煤矿公司、吉林珍珠湖渔业垦殖有限公司、吉林蜂密山采矿公司、垦殖学校等企事业,实业公司主要分布在中国的西部和北部,尤其是东北边疆的吉林省。黄兴通过中国拓殖协会这一全国性筹边机构,对吉林垦殖协会的创建和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指导和支持,这是吉林边疆垦殖工作取得较大成效的重要因素。[46]“垦殖协会”符合民国初建边疆地区对于民生的社会需求,增强了边疆社会对共和国的向心力,实业活动成为国家建设整合边疆的纽带。

四、包容边疆的国家建设方略

1912年3月19日黄兴领衔与刘揆一等人发起“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声称“今既合五大民族为一国矣,微特藩属之称,自是铲除,即种类之界,亦将渐归融化,洵吾华轶代之鸿轨,而环球各国所同钦也”,[47]这里反映了黄兴追求民族平等的民族思想。“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不久改为“中华民族大同会”,目的为“联合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共同进化”,[48]并规划将在西北或内地设置支部,派会员前往满、蒙、回、藏各族聚居地点进行社会调查,培养蒙、回、藏小学教员,黄兴等革命党人开始把民族概念和各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明确的联系起来。“中华民族大同会”总理黄兴与刘揆一等人又于3月27日在《大公报》发布公电通报全国,指出“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保护国权,当务为急”,[49]揭示了“中华民族大同会”应对边疆危机和民族分离的时代背景。1912年9月11日到黄兴达北京,会见袁世凯后对新闻界指出“现在蒙藏问题万分紧急”,[50]对时局的关注聚焦于蒙藏边疆。9月14日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上提出蒙古问题的解决办法,主张“蒙古亦我领土,国内交涉,似可不必战争,须极联络,使其内向”,[51]强调五族共和及国家统一。但黄兴在与袁世凯讨论外蒙古形势时,建议由陕西、甘肃、东三省和中央四路进兵征蒙。后来在15日的国民党和垦殖协会欢迎大会上又表示“征蒙之议,万不可行”。[52]看来,黄兴的总体倾向还是避免征蒙战争,采取和平解决中华民国整合边疆的政策。黄兴于9月15日在“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的欢迎会上对蒙藏边疆地方的局势发表了看法:

库伦自立,考其原因,实以久受专制之毒,加以语言、文字不通,以致于中国情势不能明了。欲改良政治,宜从情意上着手,于蒙古地方设汉文学堂,于中国地方设蒙藏学堂。并宜以浅近文字,发行日报或杂志,请蒙、藏最有势力之人传播于蒙、藏地方,输入共和精神,使外交上减少无穷困难。英、俄两国日思利用蒙、藏,若蒙、藏为所利用,将来亦不许其自立,必贻后悔。不观之朝鲜乎?朝鲜本我属国,因受俄人运动,宣告自立后,以日俄战争之结果,朝鲜入于日本,以至于亡。我蒙、藏同胞万不可受其运动也。[53]

民国初年的黄兴对五族共和的共和国家中蒙藏边疆建设具有国际国内的双重视野,已经超越了革命党人原来种族主义的建国方略。9月18日黄兴至北京西北协进会,再次陈述他蒙藏边疆建设的主张:“蒙、藏既非有心自立,则取消自立,自应以和平解决为主。苟其徒逞武力,不独无以启其向内之志,适足以坚其向外之心。……铁路为交通利器,蒙藏以道路不通,致滋疑惑。”[54]黄兴对蒙藏边疆的自立活动排除了武力解决的方案,并强调铁道政策为当经联络边疆的要图。黄兴最终以建设的态度而非革命的态度对待非汉族群聚居的边疆,力图弥合民国初年非汉族群聚居的边疆与国家之间的裂痕。

黄兴在国家危亡之际,从一个传统士子接受新学,转变为一个革命党人。其革命思想的动力来自反满的汉族族裔民族主义,由此导致黄兴国家疆域的空间观发生从满清王朝的国家疆域到内地十八行省的变异。黄兴的革命道路始自以湖南省为根据地的“雄据一省”和“各省纷起”的区域联动,继则走上追随孙中山的东南沿海边疆革命方略。黄兴的革命方略有自己的实践特色,不断地在东南沿海边疆组织实施革命,同时强调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与两广为中心的东南沿海边疆革命的区域联动,尤其重视长江流域的革命动员。随着武昌首义革命形势的发展,黄兴的革命方略顺势转变为长江中游的湖北为中心,东南沿海边疆起而响应的格局。黄兴的革命方略具有中国东南大区域的“东南中国”空间观,“东南中国”成为新兴革命力量的中心区域。正如施坚雅所指出的,中国历史的结构建立在区域体系的周期性波动基础之上。[55]由于晚清时期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长江以南的渗透,施坚雅界定的长江中游、长江下游、岭南、东南沿海等区域之间的区隔被打破,形成“东南中国”大区域,构成辛亥革命的区域社会基础。黄兴对此有深刻的洞察。而沟口雄三认为辛亥革命以各省自立形态终结了中国两千年的王朝体制,[56]实际上,辛亥革命属于在“各省纷起”的省际联动中推翻了中国两千年的王朝体制,这正吻合黄兴一以贯之的“雄据一省”和“各省纷起”的区域联动革命方略。中华民国肇建之后,黄兴等革命党人接受了清帝逊位,自然也继承了清王朝的国家疆域,满、蒙、回、藏等族聚居的西北边疆重新回到国家建设的视野。黄兴立即着手对西北边疆进行国土规划和社会民生的建设事业,针对蒙藏边疆社会的自立倾向,维护国家统一和西北边疆领土完整,倡议民族平等联合。据此,黄兴的国家建设方略就具有了中国大区域的“西北中国”空间观,“西北中国”成为国家建设的急迫区域。“东南中国”的革命和“西北中国”的建设构成黄兴“振兴中华”的历史道路。

参考文献:

[1] 章太炎:《祭黄兴》,杜元载主编:《黄克强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3年,第419页。

[2] 薛君度详细梳理了黄兴在长沙策划和组织湖南起义及争取其他各省响应的历史过程,参见[美]薛君度著;杨慎之译:《黄兴与中国革命》,(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0年,第15—20页;李喜所等从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的角度分析了黄兴“雄踞(据)一省与各省纷起”的武装起义战略,参见李喜所等著:《黄兴的军事理论与实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26页;萧致治则指明黄兴的武装起义战略受孙中山的影响而转向边远地区,参见萧致治:《黄兴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9页。

[3] 饶怀民:《黄兴研究述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8年第6期,第104—109页;萧致治:《五十年来黄兴研究述评》,《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155—159页。

[4] 横山宏章单纯以军事战略理立论,比较了革命党人的边疆革命论和中央革命论,参见[日]横山宏章著,马宁译:《孙中山的军事战略——边疆革命与中央革命的比较》,《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2年第5期,第105—115页;沈渭滨则总称孙中山的革命道路为边疆革命,描述为“屡扑屡起的边疆革命”,沈渭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54—366页;笔者指出孙中山制定和实践的是东南沿海边疆革命方略,王鹏辉:《孙中山的边疆革命与国家建设方略辨析》,《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2期,第1—7页。

[5] 陈匡时称黄兴的革命战略称为“长江革命”,称孙中山的革命战略为“华南革命”或“珠江流域革命”,认为同是辛亥革命时期两种较重要的革命战略,参见陈匡时:《黄兴与长江革命》,林增平,杨慎之主编《黄兴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05-112页;李喜所、田涛认为黄兴武装反清的总体战略是“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参见李喜所、田涛:《评黄兴武装反清的战略和策略》,《南开学报》1996年第2期,第29—36页。

[6] 孔祥吉:《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学术月刊》2005第8期,第92—102页。

[7] 黄兴:《上黄绍箕书》,刘泱泱编:《黄兴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8] 黄兴:《上黄绍箕书》,刘泱泱编:《黄兴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页。

[9] 黄蔡二公事略编辑处编:《黄克强先生荣哀录》,(长沙)1918年,第25—26页。

[10] 黄兴:《为明德学堂学生中国地图册题词八则》,刘泱泱编:《黄兴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页。

[1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专辑(2)》,(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6页。

[12] 黄兴:《在华兴会成立会上的讲话(1903年11月4日)》,刘泱泱编:《黄兴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页。

[13] 黄兴:《挽刘道一烈士诗》,刘泱泱编:《黄兴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页。

[14] 黄兴:《在中国同盟会上海支部夏季常会上的演讲》,刘泱泱编:《黄兴集》(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7页。

[15] 《林伯渠传》编写组编:《林伯渠传》,(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年,第27—36页。

[16] 黄兴:《赠方声洞书》,刘泱泱编:《黄兴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页。

[17] 黄兴:《七绝一首》,刘泱泱编:《黄兴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页。

[18] 黄兴:《致宫崎寅藏书》,刘泱泱编:《黄兴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页。

[19] 黄兴:《复孙中山书》,刘泱泱编:《黄兴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36页。

[20] 黄兴:《致暹罗同志书》,刘泱泱编:《黄兴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6页。

[21] 黄兴:《致居正书》,刘泱泱编:《黄兴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5页。

[22] 黄兴:《与赵声胡汉民致加拿大域多利埠致公堂书》,刘泱泱编:《黄兴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9页。

[23] 黄兴:《与赵声胡汉民致加拿大域多利埠致公堂书》,刘泱泱编:《黄兴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版,第59页。

[24] 黄兴:《与胡汉民致加拿大同志书》,刘泱泱编:《黄兴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7—108页。

[25] 黄兴:《与胡汉民致加拿大同志书》,刘泱泱编:《黄兴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8页。

[26] 黄兴:《与胡汉民致加拿大同志书》,刘泱泱编:《黄兴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8页。

[27] 邹永成口述,杨思义笔记:《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93页。

[28] 黄兴:《致冯自由书二件》,刘泱泱编:《黄兴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7页。

[29] 黄兴:《致巴达维业华侨书报社同人书》,刘泱泱编:《黄兴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5页。

[30] 黄兴:《再致美洲筹饷局同志书》,刘泱泱编:《黄兴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6页。

[31] 黄兴:《在湖北军政各界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刘泱泱编:《黄兴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8页。

[32] 黄兴:《致井上馨书》,刘泱泱编:《黄兴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0页。

[33] 黄兴:《与孙中山复伍廷芳电、致黎元洪电》,刘泱泱编:《黄兴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0、203页。

[3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辑,(长沙)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17页。

[35] 黄兴:《复庄蕴宽李书城书》,刘泱泱编:《黄兴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3页。

[36] 黄兴:《复庄蕴宽李书城书》,刘泱泱编:《黄兴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4页。

[37] 黄兴:《致赵尔巽电、致张广建电》,刘泱泱编:《黄兴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3、245页。

[38] 黄兴:《致各省都督电》,刘泱泱编:《黄兴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4页。

[39] 黄兴:《与陈锦涛等致各都督等电》,刘泱泱编:《黄兴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8页。

[40] 黄兴:《与陈锦涛等创办拓殖协会宣言书及章程》,刘泱泱编:《黄兴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6页。

[41] 黄兴:《为发起拓殖协会呈大总统请指拨经费文》,刘泱泱编:《黄兴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0—281页。

[42] 孙中山:《令财政部将拨助拓殖协会经费编入预算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97页。

[43] 黄兴:《与程德全等发起拓殖学校招生广告》,刘泱泱编:《黄兴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6页。

[44] 黄兴:《与程德全等发起拓殖学校招生广告》,刘泱泱编:《黄兴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6页。

[45] 黄兴:《拓殖学校简章》,刘泱泱编:《黄兴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6页。

[46] 衣保中:《黄兴创办中国垦殖协会及其对吉林边疆开发的作用》,《近代史研究》1994年增刊。

[47] 黄兴:《与刘揆一等发起组织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启》,刘泱泱编:《黄兴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0页。

[48] 黄兴:《与刘揆一等发起组织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启》,刘泱泱编:《黄兴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2页。

[49] 饶怀民编:《刘揆一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页。

[50] 黄兴:《致袁世凯电》,刘泱泱编:《黄兴集》(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83页。

[51] 黄兴:《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上的演讲》,刘泱泱编:《黄兴集》(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90页。

[52] 黄兴:《在国民党和垦殖协会欢迎大会上的演讲》,刘泱泱编:《黄兴集》(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94页。

[53] 黄兴:《在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欢迎会上的演讲》,刘泱泱编:《黄兴集》(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92页。

[54] 黄兴:《在北京西北协进会欢迎会上的演讲》,刘泱泱编:《黄兴集》(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02页。

[55] [美]施坚雅:《中国历史的结构》,施坚雅著,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24页。

[56] [日]沟口雄三著,林少阳译:《辛亥革命新论》,《开放时代》2008年第4期,第5—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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