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湖南大溪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

编者按:

本文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伟民研究员为 “走进长江文明之大溪文化主题展” 所作。本号经作者同意转发。因篇幅所限省略了注释,若有参考或引用,务请查阅原文。

前言

大溪文化发现至今,学术界对它的认识在不断变化和深化,这一认知过程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大溪文化发现与研究大体经历了二个阶段,自1960年代被命名至1980年代为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搭建以文化历史为研究取向的时空框架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主要使命,大溪文化也不例外。围绕大溪文化的类型与分期、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学术界做了大量的田野和室内工作。这一工作的成果是大致建立了大溪文化的时空架构,这项工作至今也还未结束。改革开放的中国考古学,在技术、方法、理论等方面获得了飞速发展。进入1990年代,由于对考古学文化认知的差异,学术界仍然在为确立考古学文化的标准争论不休,进而对大溪文化内涵和外延的界定莫衷一是的时候,国外新的考古学思潮大量引进,过程考古学与后过程考古学同时被介绍到中国,因而回答过去的事件如何发生以及为何发生成为新的研究取向。于是,人们尝试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方法来研究大溪文化,比如文化系统与结构、生态环境、聚落形态、社会组织与形态、经济技术等方面成为了解大溪文化的变化过程以及解释这种过程的原因的新内容。显然,这些内容的背后具有过程主义和后过程主义的思维取向。

1990年代以后,大溪文化的研究进入了第二阶段。其主要特点是:一方面完善文化序列,并继续就该文化的一些基本概念开展探讨;另一方面出现的新变化是不再纠缠于文化性质的界定,而是将重点投向建立了解人类过去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模式上来。比如对于石家河聚落群的考古调查与研究;阴湘城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城头山聚落的考古发掘;澧阳平原的聚落形态与环境考古研究等等,继而从传统的谱系研究转向社会组织、人地关系、经济技术等方面来认识人类的过去。在这样的研究层面上,大溪文化——这个过去单纯以陶器来界定的文化——的内容一下子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大家逐渐认识到,那种单纯以陶器来作为界定文化的唯一标准显然存在重大缺陷,考古学文化至少应该包含了一组或多组反复共存的遗物、遗迹,只有当这些因素相互关联和共存在一起并多次出现时,才能对一个特定的考古学文化作出正确认知。诚如严文明先生所强调的那样:应该将聚落形态、墓葬形制、生产工具与武器、生活用具、装饰品(包括艺术品和宗教用品)等综合起来作为识别和界定每个考古学文化的依据。当然,反复共存的组合存在的时间、空间的尺度如何把握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人们的主观认知差异极大,这也正是考古学文化研究存在的严重问题。真实的客观世界时刻在发生变化,我们却以静止的观点去看待世界,必然导致对考古学文化产生重大的认知差异。因此,围绕大溪文化诸遗存的性质和命名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不过,正当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需要正本清源的时候,中国和世界考古学的进程已经走得很远了。

湖南大溪文化的考古与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变革历程。 它既是长江流域考古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进程,也与新中国考古工作和学术研究的进程密切相关。下面分几个方面阐述。

壹、湖南大溪文化的考古发现

湖南大溪文化的田野工作,首先是从湖南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发掘开始的。1955年7月长沙县五区龙头铺(现为株洲市龙头铺镇)烟敦冲遗址的试掘可以作为开始的标志。1967年4—6月,湖南省博物馆对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发表的简报对下层出土的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粗陶,上层的细泥黑陶和泥质灰陶为代表的遗存的文化性质并没有作出定性的结论,但发表了彩陶的材料,该陶片为泥质褐色胎,外壁涂红衣,上绘黑褐色弦纹、菱形及圆弧形等组成的图案,发掘者认为这些图案显然具有某些大溪文化的风格。

1974年秋季,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再次发掘。这次发掘的成果颇丰,共开探方12个,探沟4条,发掘面积共计296平方米。共发现灰坑12座,墓葬23座及大量文化遗物,在湖南省还是第一次发掘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发掘报告将出土遗存分为早中晚三期,认为早、中期遗存属于大溪文化,晚期属于屈家岭文化。这是湖南第一次明确提出发现大溪文化遗存。该报告还指出,三元宫遗址经历了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两种文化之间,不但有明确的地层叠压关系,而且从很多器形可以看出有着承袭关系。这为进一步探讨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这是从湖南的视角最早提出的涉及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关系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