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战争史话⑧▏▏康王征鬼方 勤政成大治

勤于政事 主动出击

周成王在周公辅佐下,定都洛邑,生产发展,百姓和睦。

周成王晚年弥留之际,担心其子姬钊无法胜任国事,就命令召公、毕公两人辅佐姬钊。

周成王去世后,尽心的召公、毕公立刻召集和率领诸侯,带着姬钊前往先王的宗庙拜谒,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仪式上召公、毕公两人“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

姬钊继位,是为周康王。在仪式上,周康王面对诸侯说:“你们虽然身处外地,但你们的心应该眷念王室,要辅助、勤恤王室,不要让我负羞于先王。”

周康王在洛邑期间勤于政事,百姓安居乐业。但周朝的周围,有一些小部落,时常骚扰周朝边境,西北方的鬼方是较为突出的一个。

鬼方,大致活动范围在今陕西省西北部、山西省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属游牧民族部落。据《周易》记载,商朝时,商王武丁曾伐鬼方,“三年克之”。后来因王朝更替,鬼方继续侵扰周朝边境。

周康王下决心征讨鬼方,命令将军盂带领周朝军队主动向鬼方发起进攻,周军和鬼方军队展开激战,周军获得了胜利,共消灭鬼方军队4800多人,俘获1.3万多人,并缴获了很多的车马、牛羊。

周康王十分高兴,奖励表彰了有功的将士。清朝道光年间出土的小盂鼎上的铭文,详细记载了对鬼方作战和赏赐将军盂的情况,同时期出土的大盂鼎,则详细记录了当时周康王“册命”将军盂的相关情况。

心存敬畏 成就大治

洛阳市城隍文化研究会会长、《洛阳战争史话》主编张宪通表示,《尚书·顾命》中详细记载了周康王继位的全过程,其中诸多历史细节,为后代研究周康王的个人思想和当时的礼仪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如周康王谦虚地说:“以前文王、武王治国太平,万民富有,杜绝罪恶之事,做到公平诚信,圣德昭明于天下,也有勇士和贤臣共同保卫王室,才从天帝那里获得天命。”

此外,《尚书·顾命》中还记述了周康王继位时所用的各种陈设、人员所站位置、所执武器等,提到王身着“黼(fǔ)裳(cháng)”(有黑白斧形花纹的礼服),卿士、邦君身着“蚁裳”(黑色礼服),太保、太史、太宗身着“彤裳”(红色礼服),仪式进行完毕后,“王释冕,反(返)丧服”。

有学者推测,周朝尚红,如此喜庆之时,仅有太保、太史、太宗身着红色服装,很可能也是因为周成王刚刚去世的缘故;不同身份的人着不同颜色的服装,也说明那时服饰色彩已成为彰显身份地位的重要标志;举行仪式之后立刻重新换回丧服,可以看出周康王对礼法的敬畏之心。

除了继位过程中的诸多言论,从291字的大盂鼎铭文中,也可以看出周康王对历史的警醒和反思。据中国国家博物馆相关资料记载,“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故丧师已”,透露出周康王对于商人嗜酒误国这一前车之鉴的警醒。

勤勉的周康王推动周朝不断发展,各方面呈现兴盛景象,后世将周成王和周康王执政时期出现的治世,称为“成康之治”。

记录有“册命”将军盂相关情况的大盂鼎,通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器壁较厚,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端饰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样,雄伟凝重。而宝鼎辗转易手的故事,更令人感慨时代变迁。

原来,大盂鼎在道光年间出土后几经易手,后被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所得,袁旋即将鼎献给左宗棠。左宗棠发达前曾遭人非议,幸得重臣潘祖荫鼎力相助方得保全。得到大盂鼎的左宗棠知道潘祖荫是金石大家,遂将大盂鼎赠予潘祖荫以报答,此后,大盂鼎一直为潘氏所珍藏。至潘祖荫去世,其弟潘祖年将大盂鼎连同其他珍玩一起,由水路从北京运回苏州老家。

之后,经潘氏后人严密保护,大盂鼎安然无恙,至抗日战争时期,潘家后人将宝鼎入土保全,攻陷苏州的日军到潘家大肆搜罗未果。抗战胜利前夕,因装有大鼎的木箱腐烂,潘家后人又将宝鼎挖出,悄悄安置在潘宅一间房间的角落里。

新中国成立后,潘家后人潘达于感受到新中国的新气象,认为只有新中国才能将宝鼎好好保存,进而让全国人民都能观瞻和研究,决定将大盂鼎连同另一件国宝——大克鼎一起捐献给国家。

1951年9月,考古学家陈梦家等人随同潘达于来到潘家旧宅取出宝鼎。刚刚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隆重表彰潘达于捐献之举,颁发褒奖状和奖金,潘达于将奖金全部捐出支援抗美援朝。

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大盂鼎入馆珍藏;1959年大盂鼎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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